杨得志去医院看望重病中的黄克诚，黄克诚坚持为杨得志写下令人感动的话语！
1939年初夏，太行山深处炮火连天。日军第三次“扫荡”逼近，八路军115师344旅被迫分兵。旅政委黄克诚把地图摊在膝上，喊来代理旅长的杨得志，“北上冀鲁豫，你看行吗？”杨得志沉声回答：“兵力少，也得闯。”几句话定下去向，山风卷着硝烟，他们紧握的手在夜色里分外坚定。
两天后，杨得志仅带不足百人穿林而去。黄克诚顾不上弹药匮乏，硬撑着拨出一个连同行。送行时，他只是把军帽往下压了压。那一刻，谁也没想到，这份同生共死的默契，会横贯半个世纪。
炮火终止，却有新的风浪。1959年，庐山会议后，“彭黄张周”风波骤起，黄克诚顷刻间从高位跌落。此后三四十年里，批判、撤职、隔离，前后十次。有人替他抱不平，他却常说：“组织有组织的难处。”话不多，却句句掷地。
1978年冬，中央决定恢复纪律检查机关。人选一度难定，谁来坐镇，谁来服众？82岁的黄克诚被推到前台。彼时他双目已重影，仍回一句：“还能干，就尽力。”不久，他成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。
1980年初春，北京寒风犹劲。一场事关方向的大讨论在中南海举行。黄克诚扶着讲桌，声音嘶哑却稳：“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，不容动摇。”会场一静，再无人置疑。那晚，他回到宿舍，继续批改材料到深夜。
病痛没有被请进议程，却悄悄埋伏。白内障、心脏病、胆囊炎轮番登场。1984年后，他常年住进301医院南楼。护士说，老人最怕黑，每天都让人读文件给他听，一字不落。
1985年深秋，杨得志结束外事访问，直接拐进病房。门刚推开，就见床头牌写着：患者黄克诚，上将，84岁，双目失明。昔日的政委，如今只能凭声音辨人。
病床轻轻晃动。黄克诚听出熟悉脚步，摸索着要纸笔，颤颤写下：不能再为党工作，还需大家照顾，惭愧！写完把纸递出，头却转向窗外。
杨得志低头识字，眼眶潮热。他按住那只瘦削的手，“老旅长，您放心，部队都好，孩子们在前进。”病房里只剩仪器的滴答声，两位上将的手握得更紧。
这并非偶然流露。黄克诚的行李箱里，除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只有一本批注密密麻麻的《六韬》。秘书翻过扉页，看到一行小字：“在位一日，当尽一日之责。”
1986年12月28日凌晨，心电监护器归于平线。噩耗传到总参，杨得志沉默良久，低声道：“从太行山到今天，只剩我一个了。”说罢，他又伏身于案，继续批阅文件。
回头看黄克诚的一生，战场上敢于分兵破围，逆境中坚守原则，晚年仍以浪费人力为耻。他把个人的沉浮置于度外，把党的事业当成唯一坐标。山河已新，忠诚未改，曾经炮火中握紧的那双手，终究托起了一个时代的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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